李学勤先生千古！先生的学术研究之路
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博与专一般而言总是处于矛盾之中，一个学者要做到知识广博，就常常需要牺牲精专的一面；而专深的研究者则又往往显得广度不足。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能够很好地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他们的研究工作既做到了视野宽广，触类旁通，又能够研讨精深，以小见大。我们在这里要介绍的李学勤先生，就是其中十分杰出的一位。
谈及李学勤先生，熟悉他的人都是充满了钦佩之情，李先生的研究面实在是太广博了，从上古时代的刻划符号一直到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从考古学、古代史到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和科技史，从甲骨、青铜器、简帛到玉器、玺印、钱币，等等，李先生都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学术前沿成果，被人们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不过，李学勤先生的研究领域虽然广博，但是却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即以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奥秘作为自己的研究重心。对此，李先生自己也多次做过说明，他曾说：
我所致力的领域，常给人以杂多的印象，其实说起来也很单纯，就是中国历史上文明早期的一段，大体与《史记》的上下限差不多。问题是对这一段的研究不太好定位，有的算历史学，有的算考古学，还有文献学、古文字学、科技史、艺术史、思想史等等，充分表明这个领域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质。这一领域，我想最好称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十讲》一书的《序言》）
那么，李先生是怎么走入这个领域的，他在这一领域有哪些重要的成就，他的研究具有怎样的特色？在以下的篇幅中，我们带您走进李学勤先生的研究世界。
痴迷符号魅力，步入学术殿堂
李学勤先生1933年出生于北京，父亲供职于协和医院。李先生是家中的独生子，加上小时候身体又不太好，因此儿童时期的李先生并没有什么玩伴，他当时最大的兴趣就是读书、买书，而且全凭兴趣，什么书都读，并没有后来的文理科的区别。他爱读一些理科类书，也爱读哲学家培根、罗素以及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等的著作，还爱看侦探小说。他对《科学画报》这一科普杂志特别喜欢，尽力搜集，每期必读。这种博观泛览式的阅读习惯激励和满足了李先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也培养了他广博的知识面。
那时候，李学勤先生还特别喜欢看不懂的东西，对于符号性的东西特别有兴趣。他因为阅读了清华大学哲学系金岳霖先生所写的《逻辑》一书，看到里面介绍的数理逻辑都是一些不认识的符号，这一下子就引起了李先生的强烈兴趣，并积极准备报考清华大学。1951年，他顺利考上清华大学哲学系，其目的就是想追随金岳霖先生研究数理逻辑。不过，由于当时教育形势的变化，李先生的这一愿望最终没能实现。
就在考上大学之前的1950年，李先生也开始着迷于甲骨文。对于不认识甲骨文的人来说，这种刻写于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也相当于是一种符号体系，非常难懂。那一串串未知文字的确切含义，一层层隐藏在卜辞里的先人思维，深深地吸引着当时才十多岁的李学勤先生。由于甲骨文的书很贵，个人很难买得起，于是，他经常骑车到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阅读甲骨文方面的论著。在北京图书馆金石部主任曾毅公先生的帮助下，李先生通读了北京图书馆馆藏的所有甲骨文著作，其中包括不少馆中特藏的书籍和拓本，从而为他此后从事甲骨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2年，由于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文科和理科并入北京大学，变成了一所工科大学。但是李学勤先生并没有像其他学生那样转到北大求学，因为当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在组织《殷虚文字缀合》一书的编写工作，邀请曾毅公先生和李学勤先生参加。这样，李学勤先生就离开了清华大学，借调到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参与编写《殷虚文字缀合》一书。这是李学勤先生学术道路的转折点，从此他正式开始研究古文字和古代文明。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53年，《殷虚文字缀合》一书终于编写完成，李学勤先生又重新面临着一次人生的选择。正好当时中国科学院要建立历史研究所，时任历史研究所二所副所长的侯外庐先生很赏识李学勤先生，安排他到历史所工作。1953年底，李学勤先生到历史研究所报到，1954年正式上班。于是，李学勤先生就从考古所到了历史所，作为侯外庐先生的助手之一，参加侯先生领导的《中国思想通史》研究工作。
在1954-1963年期间，李学勤先生的主要工作是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他参与编写了《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中国历代大同理想》、《中国思想史纲》等书的编写工作，并对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方以智等做过认真细致的研究，有很多重要发现。与此同时，李先生继续对甲骨文、战国文字、青铜器等上古文物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成果。比如在甲骨学方面，他出版了甲骨学专著《殷代地理简论》，填补了殷代地理研究的空白；他还率先鉴定出西周的甲骨文；并提出“非王卜辞”说，等等。在战国文字方面，他发表了《战国器物标年》和《战国题铭概述》等文，将战国时代的金文、玺印、陶文、货币文字以及简帛等综合起来考察，从而导致了古文字学的一个新分支——战国文字研究的出现。这些成果，使他得以崭露头角，初步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在此期间，他还系统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众多理论著作，使自己的理论素养有了很大的提高。
1964年由于政治形势变化，李学勤先生被抽调去搞“四清”；两年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历史研究所的学者们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李学勤先生的学术研究被迫中断。幸运的是，70年代初，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修订工作提上日程，1971年冬天，李学勤先生被调回北京，参加《中国史稿》第一册的修订，得以重新从事学术研究。李学勤先生又以此为契机，对青铜器和金文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研究。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了数量丰富的竹简；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又出土了大量的简帛；同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发掘出了一批竹简；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又出土了众多的秦代竹简。这些简帛的出土，为中国简帛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珍贵材料，立即成为海内外学术界的焦点。国家文物局专门组织人员整理研究这些出土简帛，李学勤先生也身临其中，参与了马王堆帛书、定县八角廊简、睡虎地秦简等多批出土简帛的整理工作。
不久，“文化大革命”结束，李学勤先生的各项研究工作迅速步入正轨，无论是甲骨学、青铜器及金文，还是战国文字、简帛等各领域，李先生都撰写了大量的论著。他每年都要撰写数十篇的学术论文，并已出版了数十部的学术著作。
改革开放以后，李学勤先生又有很多机会到国外访问，他利用这些机会，参观了海外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所收藏的众多藏品，搜集和整理包括甲骨文、青铜器等流散于海外的文物，并与国外汉学家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李学勤先生虽然自1954年以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后来又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工作，但一直很关心母校清华大学文科方面的建设和发展。1993年，他在清华大学建立了国际汉学研究所，倡导国际汉学研究，这是国内最早建立的国际汉学研究机构之一。此后十多年间，他一直担任清华大学的双聘教授，并出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到2003年，在母校的多次邀请下，李学勤离开了工作50多年的历史研究所，全职回到清华大学任职。目前，李先生是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主持清华简等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和保护工作。他还是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11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建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主任，继续在为中国出土文献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研究最新材料，引领学术方向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李学勤先生一直活跃在古代文明研究的最前沿。李学勤先生的研究范围虽然很广，但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他的研究往往是把最新的考古文物和古文字资料（如甲骨、青铜器、简牍、玉器、封泥、玺印等）与传世的文献相结合，深入探讨古代文明的方方面面，新见迭出，令人耳目一新。可以说，在这60多年的学术历程中，李学勤先生的科研工作一直是在引领着学术界的研究方向，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领域的一面旗帜。大致说来，李学勤先生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
中国古代文明的重新评价。过去长期流行于学术界的观点，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于商代。李学勤先生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在长期从事古代文明的研究过程中，根据考古学的最新发现，认为中国文明时代的开端要比商代早许多，并在1980年提出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主张。这一重新认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思想贯穿于他整个学术研究过程之中。比如，他根据历年来众多的考古发现，对于中国古代的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作了许多讨论；他还提出对中国古代文明进行区域性的研究，并提出了“文化圈”的设想。
比较考古学和比较文明史的倡导。李学勤先生指出，中国文明是整个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一直延续至今，独具特色。研究人类文明的起源，就不能不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如果忽略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就不能全面地了解和认识人类文明的起源问题。相反，如果不把中国文明放到人类文明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对中国的文明也很难有深入透彻的理解。因此李学勤先生一直主张将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古代文明加以比较研究，同时也一直提倡在掌握中国考古学成果之外，去认识和了解外国的考古学，借鉴外国考古工作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更好地认识中国考古学几十年历程中形成的自身特色，发挥我们的长处，弥补我们的不足。在这些方面，李学勤先生身体力行，出版了《比较考古学随笔》等著作，进行了比较考古学、比较文明史的有益探索，并主持翻译了《外国考古文化名著译丛》，把世界考古学研究的一些最新成果介绍到国内。
玉器研究。玉器在中国古代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近几十年来在全国各地出土了大量的玉器材料，李学勤先生利用这些考古发现，对玉器做了很多研究工作，比如他讨论良渚玉器纹饰与商代青铜器饕餮纹的关系、良渚文化刻划符号与文字起源的关系；考察含山凌家滩玉版与古代的八方观念及宇宙观的关系；从广汉与成都金沙的玉器讨论蜀与各地的关系；以益门村玉器的蟠虺纹看春秋战国时期蟠虺纹的发展，等等。他还对全国各地出土的牙璋做了对比研究，并对流散海外的许多玉器做了深入研究。
甲骨学研究。李学勤先生最早走上学术道路，就是从事甲骨学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他缀合、整理殷墟发掘所获的甲骨，用排谱法研究甲骨文反映的史事和历史地理，并首创殷墟甲骨的非王卜辞说。此后，他又就历组卜辞等问题提出两系九组的新分期法。他还首次鉴定出西周的甲骨文，并对周原地区所出土的西周甲骨的特征、文字释读、性质及族属等问题发表了许多见解，为西周甲骨的专门研究奠定了基础。他在甲骨学的研究中，强调要把甲骨作为一种考古遗物全面加以研究，不仅要注意有字甲骨，也要注意无字甲骨，并重视甲骨的出土地层、坑位及钻凿形态等方面的综合考察。
青铜器及金文研究。李先生是当代青铜器及金文研究方面的大家，他一贯主张，对于青铜器的研究不应以金文为限，而需要对青铜器的形制、铭文、字体、纹饰、功能、组合、铸造工艺等方面作综合研究，并在金文的释读及青铜器的分期、分区、分国别研究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他还利用金文以及甲骨材料，对于商周时期的礼制、职官、家族、法律、土地制度等方面的问题作了许多探索。另外，过去许多学者都强调商周之际存在着剧烈的变革，李学勤先生根据青铜器材料以及商周甲骨所反映出来的共同性，并结合古代典籍的记载，认为商周之际虽然有所变化，但更多的是文化的承继和发展。
战国文字及出土简牍帛书的研究。李学勤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就对战国时期的古文字资料进行综合研究，促成了古文字学领域新的分支——战国文字研究的建立。70年代以后，全国各地出土了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大批简牍帛书，李学勤先生参与了多批出土文献的整理工作，并撰写了《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等一大批研究论著。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时代的竹简（通称清华简），内容主要是先秦时期的经、史类文献，学术价值重大。李学勤先生是清华简整理研究工作的负责人，为整理和研究这批珍贵文献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当前，清华简的整理工作进展顺利，而李先生在整理过程中出版的《初识清华简》等书则代表了当前清华简研究工作的最高水平。
古籍文献与学术史研究。20世纪新出土的大批简牍帛书，为古文献及学术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材料。有鉴于此，李学勤先生一直主张根据众多的出土文献对学术史加以重写。他自己身体力行，对于《易》学、《尚书》学、楚文化、黄老之学、秦汉之际学术文化的流传等诸多学术史上的重大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他还根据出土文献中所反映出来的古书情况，为许多过去被疑为是伪书的古籍“平反”，指出：古书的形成往往经过很长的过程，不能用静止的眼光看待；过去不少古书被疑为伪书，其实往往是与古书的整理情况有很大的关系，不应轻易加以否定。
“走出疑古时代”的提出。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曾在历史上产生了积极影响，但由于一些学者疑古过甚，许多观点已被今天的考古发现所否定。李学勤先生的高明之处在于，他除了利用新发现材料来推动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之外，还进一步从理论的高度对疑古思潮进行了反思，指出，我们今天的古代文明研究需要从考古发现的实际出发，不仅要在具体研究上重新审视前人的已有结论，而且在指导思想上也需要摆脱一些旧的观念的束缚，走出疑古时代。应该说，李学勤先生的“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与“走出疑古时代”，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在20世纪90年代，李学勤先生曾主持了国家九五重大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科研工作，这一工作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走出疑古时代”后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于古代历史和文明的重建。
文物鉴定及海外所藏中国文物的研究。李学勤先生是通过甲骨学的研究走上学术道路的，在这一过程中，他自然而然地对各个时期的考古文物和古文字材料都十分关注，并经常走访国内外的文博单位，在文物鉴定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许多文物的真伪和年代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近年来，国内的文物盗掘和流失情况十分严重，作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成员，李学勤先生做了大量的文物鉴定工作，为国家及时从海外抢救购回流失的国宝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李先生还利用多次赴海外访问和讲学的机会，考察国外公私机构珍藏的中国古代文物，对它们进行介绍和研究，写成了《四海寻珍》等论著。他还与著名汉学家艾兰教授等人合作，编辑了《英国所藏甲骨集》、《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所藏甲骨文字》、《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等著作，将这些珍贵材料介绍给国内读者。
国际汉学的研究。汉学是指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历史、语言、文化的研究，在国外已有数百年的发展历史，已经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不少汉学家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有着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对我们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李学勤先生多次赴海外讲学研究，与国外的汉学家们开展积极的对话和交流，并不断向国内报道国际汉学界的最新研究动态。他还一直倡导在国内建立国际汉学这门学科，对国际汉学进行学术史的研究。他主持建立了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主编了《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国际汉学漫步》、《法国汉学》等著作和刊物。在李学勤先生等人的推动下，对国际汉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代文史研究者的共识，国际汉学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
坚持勤奋治学，注重融会贯通
李学勤先生的治学领域如此众多，成就如此丰富，让人叹为观止。其实，一个学者只要在李先生治学的任何一个领域中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就足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学者，而李先生竟然能在这么多的领域中做到了淹通无碍，多所创获，这也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李学勤先生为什么能够取得这些成就？在他成功的背后，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和仿效的地方呢？
李先生在学术上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是与他勤于治学、勇于探索密切相关的。在笔者看来，李先生的治学大致有如下的特色：
天赋与勤奋相结合。接触过李学勤先生的人无不赞叹他的聪敏睿智，但这只是他成功的一个前提。李先生的成就主要还是得益于他的勤奋，李先生的勤奋在学术界人所共知，《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7日曾以《李学勤：学问果然勤中得》为题来报道他的成就，可谓切中主题。李先生自幼最喜欢的事情就是买书、看书，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浪费时间，只要有片刻的闲暇时间，他都很注意加以利用。青年时代的勤奋已使他具备了渊博的学识，即使到了今天，他虽有繁忙的行政事务，但是只要有空，他就用来读书写作，几乎每月都有新的学术论文问世。这种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的学习精神为他在学术上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李学勤先生长年与文物考古资料及古文字打交道，这些都是属于“形而下”的具体实物，但是李先生在研究这些材料的时候，往往能从宏观的理论高度来加以把握，这与他有很好的理论素养密切相关。他曾下了很大的功夫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著作，通晓国内外各种学术理论和方法。李先生常说，一个人不见得要做理论的工作，但必须有理论的高度，在研究过程中可能考证的只是一个字，但心里得想着一个大的事儿。正是有了这样的理论造诣与自觉，李先生在研究“形而下”的器物时具备了“形而上”的眼光，能够把宏观和微观紧密结合，看到和发现别人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加以认识，发人所未发。
博采众长与挑战自我相结合。李学勤先生走上学术道路，基本上是通过自学。由于没有专门导师的指点，李先生在长期治学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对许多先辈名家的治学特点和专长进行认真的揣摩和学习，博采众长，为己所用。因此，李先生始终反对学术研究中的门户之见，认为它限制了学术的发展。李先生自己在学术研究中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如果发现真理，他勇于坚持，并敢于顶住传统的偏见；一旦发现自己的研究中存在错误，他则毫不掩饰，坚决加以纠正。
多学科的结合与融会贯通。李先生的研究重心是中国古代文明，他多次强调，这一领域具有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质，因此需要多学科的知识结合起来，才能做好研究工作。李先生在学术研究中，一直提倡王国维以来所倡导的“二重证据法”，注意将历史文献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成果相结合。除此之外，李先生在研究中还强调与其他学科，诸如科技史、艺术史、思想史等相结合，进行比较研究。他所主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本身就是一个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成功范例。与此同时，李学勤先生的研究也充满了清华的风格。中西融会、古今贯通一直是清华人文学术研究的传统，李学勤先生也很好地继承了这一特点。他不仅博古而且通今，既熟悉中国文明又熟悉世界文明，并在自己的研究中将之有机地交融在一起。从他的许多论作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他那渊博的学识和宽阔的视野。